家庭教育投资大(家庭教育产业前景)

家庭作为教育发展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教育支出影响着幼儿成长，对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投入有利于解决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与需求无限扩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保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

通过分析发现，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研究者对家长在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关注较少，主要内容集中于教育支出的结构、家长支出费用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

有研究从家庭阶层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的家长更倾向于加大对课外活动的投入，来保障他们的子女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和社会资源，从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此外，还有研究十分强调时间投入，提出家长的时间投入是促进孩子认知技能发展的最有效投入；还有研究表明家长对于孩子在时间上的投入与挑战影响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称之为“发展梯度”；

此外，还有研究分析了美国传统时间利用研究，发现高教育程度和低教育程度父母在发展性儿童保育活动上的时间投入之间的差距已经有所扩大，父亲和母亲之间在时间投入上也是不均等的，如在低教育程度家庭，父亲比母亲投入的实际时间更少。

对于家长的学前教育支出及其感受，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城市中低收入和农村偏远地区家长等不同收入和地区的家庭，以及相对于公办园家长，研究者更关注民办园家长的学前教育支出和感受。

首先，从家庭区域和收入来看，如研究者通过对长春、南京等地家长的儿童消费调查发现，相较于高等收入的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经济投入明显不足，负担较大，而国外的关于低收入群体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有研究者对印度城市4407个低收入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95%的家庭将孩子送进了幼儿园，大多数选择负担得起的私立幼儿园，因为父母认为公立学校的质量很差。

其次，还有研究者从不同收入群体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学前教育支出进行了比较。如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发现，低收入家庭学前教育支出的绝对值较低，但就相对值而言，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入甚至高于高收入家庭，如低收入家庭对幼儿学杂费的投入占家庭收入的11.7%，高收入家庭则只占家庭收入的5.2%。

从具体的园所类型看，研究者更关注民办园中家庭的教育支出，有研究者通过对湖南省三个地区，共计30个民办幼儿园的调查发现，由于民办园“一园一价”，家庭教育成本分担内部存在较大差异，高端和未评级幼儿园之间保教费差2倍之多；还有研究聚焦农村民办园，通过对河南省550份农村家庭的幼儿园教育支出分析发现，农村民办幼儿园较多、收费偏高、部分家庭负担重，从教育支出的结构和比重看，在幼儿园的教育支出占整个家庭养育学前教育阶段孩子总教育支出的69.77%，其中学杂费等费用的占比最大。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幼儿所属类型入手进行研究。如有研究者通过对277名随迁子女家长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家长的学前教育支出整体得分为2.4，说明支出总体水平偏下。

也有研究者关注留守儿童，通过分析发现，该类型家庭在学前教育支出上压力较大，这一现象在教育总支出较高的家庭中尤为突出。可见，在学前教育支出中，家长的学前教育支出的负担程度在不同收入、不同园所和不同幼儿类型的家庭中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具体的感受也有所不同。

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家长的学前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内外两部分。

如家庭经济情况、家长支付意愿、家长人口学因素等。有研究者通过调查兰州市城区民办幼儿园中的410户幼儿家庭在2014年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发现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类型、父母年龄以及幼儿因素中的幼儿所在班级、性别和是否独生，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水平均有显著影响。

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家长会在评估家庭条件，尤其在评估家庭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来评估家庭的教育投入，如有研究者利用48个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研究了人口转型期间生育率和儿童投资的横截面模式的变化，发现1960年以前，来自大家庭的孩子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然而到20世纪末，这些模式却发生了逆转。

还有研究者通过调查父母在1972年到2010年期间在年幼孩子身上的花费，发现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父母的支出增加了，而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父母的支出几乎没有变化。而有的研究通过进一步对家长支付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家长的教育支付意愿发挥重要作用，指出早期教育投资与养老资金呈正相关，如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安徽省2001年至2015年农村老年人纵向研究的六波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父母对儿童早期教育投入会影响其老年之后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回报。

此外，母亲在家庭教育支出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发现，母亲对孩子支付教育费用能力的评估，与物质困难经历、财务管理技能、教育期望和她的教育水平显著相关；还有研究者通过对韩国23名学前儿童母亲的访谈发现，家庭对私立教育的支出受到了母亲自身童年经历的影响。此外，父母是否外出也是重要研究内容，已有研究表明外出的父母主要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这可能会促使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

如有研究表明父母在幼儿期的投资倾向于强化禀赋差异，出生体重正常的孩子比低于他们出生体重的同袍更易在早期阶段接受到父母的投资；但也有研究通过对2000对双胞胎早期教育支出的纵向研究发现，父母的投资不会因禀赋差异而改变孩子之间的不平等。

家庭中儿童数量也是重要因素，当家庭有足够的资源时，能够在养育更多子女的同时，为每个子女提供适当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会影响父母教育支出，如著名的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预测，即地位高的父母会将他们的投资偏向于儿子，而地位低的父母会将他们的投资偏向于女儿；但这种差异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如有研究通过对2009年泰国社会经济调查中教育支出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支出中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教育支出高于男生。

出生顺序也会影响家庭教育资源分配，通过对菲律宾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出生晚的孩子比早的孩子更有优势；还有研究对性别、出生顺序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为女性时，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尤其在人力资本回报低的时候，会选择继续生育，造成了女孩所在家庭在规模上更大，其获得的教育投入会少，当人力资本收益增加时，重男轻女倾向会减少，家庭规模差异也会减小，女孩在教育投入中的相对优势会体现，从而逆转性别教育差异。此外，从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个纵向研究表明，儿童学业成就与家庭教育投资相关。

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从而促使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而在二孩政策出台后，有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教育支出的结构有所调整。此外，户籍制度是我国相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因素，有研究通过对深圳流动儿童家长的访谈发现，户籍极大地提高了中低收入家长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成本，对流动儿童教育造成了新的教育贫困陷阱。

如有研究者通过对印尼学校建设项目中不同民族习俗的研究发现，在有着彩礼习俗的地区，彩礼影响父母对女孩教育投入。还有研究提出文化知识越高的家庭，教育支出的心理越强烈，投入力度越大，此时家庭经济情况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到比身边其他家庭更好的教育。但同时，时代文化传播还唤醒着人们的理性精神，使家长对教育投资能够有更为合理的思考。

家长会通过房屋估价来评估学校质量和绩效，这一结论来自于许多国家的研究，并在不同教育阶段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有研究将房价与幼儿性别相联系，通过对比发现，只有女孩的家庭，住房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对子代教育支出的增加，而生育男孩则会抑制住房对子代教育支出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住房的升值无法显著地推动子代教育支出的增加。可见，影响家长学前教育支出的因素十分复杂，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