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谢克换人民币汇率(今日谢克与美元汇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全球经济从2008年开始进入第五次长波下行期，中国经济也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也衍生出很多问题，经济脱实向虚、房价暴涨、生活成本增加、结婚率和生育率下跌等问题。

1.长波经济周期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与去产业化——缓解长波下行期

3.改革开放——欧美日韩产业向中国转移

4.中国特殊的资本积累体制与市场体制

5.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积累体制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

6.中国发展中积累的矛盾

7.应对百年变局的一些思考

8.小结

一、长波经济周期

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于1912年在荷兰一份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潮》的文章，文中提出长波理论。

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也证明了经济中长波的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简称康波周期）

长波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长期波动的特征，大约每45~60年是一个长波周期，包括一个上行期和下行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分别从利润率理论和技术变革视角来解释长波。

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和谢克都主张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长波下行期出现的根本原因。

曼德尔将利润率的变化视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运用外生的超经济因素来解释长波的上行期。

谢克主张运用抽象了产能利用率波动的利润量变化作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他仅依赖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长波下行期和上行期的转折。

演化经济学对长波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主张每一次技术革命对应了一次长波。

在技术革命前期，随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产品的出现，技术创新伴随着需求增长推动经济走向繁荣，使得经济出现了长波上行期，但随着创新活力的枯竭、需求增长的放缓，经济会陷入停滞，进入长波下行期。

演化经济学的解释可以和基于利润率分析框架的长波理论结合起来。

在技术革命前期，产品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暂时扭转资本产出比上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后期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利润率下降趋势会再次凸显。

近代史上共有五次技术革命，而五次技术革命恰好对应五个周期。

由图表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正处在第五次长波周期的衰退阶段。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与去产业化——缓解长波下行期

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和长波下行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实施了金融化和对外投资等修复手段。

（一）金融化修复

在经济停滞趋势的影响下，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再加上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管控放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向了金融领域，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

经济金融化刺激了各种资产价格的上涨，金融部门占总利润的份额不断提高，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提升至50%，非金融企业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非工厂设备，其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来源而非生产性活动。

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包括企业债务尤其是金融公司的债务增长迅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并超过了制造业，金融工具激增和金融泡沫扩张等。

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的下降和长波下行期。

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促进了利润实现，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吸收大量经济剩余的重要手段。

据美国NIPA统计数据，金融公司价值增加值在企业部门占比从1948年4%提升至2021年14%，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温和的增长，之后经历了更为陡峭的攀升，至2008年短暂下滑之后出现了新的上升；金融公司利润占总利润份额的演变轨迹更为震荡，但整体而言也呈现上升趋势，从1948年7%提升至2021年23%。

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时期的可贷资金过剩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大幅降低了利息率，这也提升了经利息率调整后的净利润率。

1947—1981年间，美国利息率从1947年的0.59%上升至1981年的14.03%，提升近24倍，但自1981年以来利息率急剧下降，从14.03%下跌至2011年的0.06%，其他OECD国家的利息率变化趋势同样如此。

（二）空间修复：对外投资——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结合起来，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来提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这被称为空间修复。

一方面，雇佣劳动关系的全球化使得美国国内工资报酬的增长逐渐放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美国剩余价值率出现了显著的提高，这为利润率的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使得美国跨国公司直接占有了大量的海外利润。

空间修复推动形成了产品内的垂直国际分工和体现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全球价值链。

三、改革开放——欧美日韩产业向中国转移

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长波下行期，企业利润率下降。

1947-2011美国实际利润率和反事实利润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修正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采取了金融化和产业转移政策（二中所描述的政策）。

欧美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转移对象包括亚洲四小龙（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新兴工业化国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和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巴西、墨西哥）。

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改革开放国策，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恰好与发达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的国际资本流动需求相一致。

为了获得外国资本的技术转移和外汇储备，中国向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

为了利用全球劳动套利，外国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强劲的势头流入我国，从最开始的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到拓展扩张至各个领域和地区，将我国作为其海外生产中心。

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主动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外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将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这些外资企业从欧美进口关键零部件，将加工组装后的制成品出口至欧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价值作为外国资本的利润来源。

国外资本通过劳动套利占有了中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放缓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

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品生产的每小时工资维持在30美分，墨西哥和韩国是2.75美元，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5美元左右，而美国本土要超过10美元。

简单来说，就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利润率。

最终在国内户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合下，我国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

四、中国特殊的资本积累体制与市场体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党和国家嵌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经济治理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竞争性地方政府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

一、国家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将产业、区域、城乡和环保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为整体资本积累提供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知识和新市场，降低宏观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稳定汇率、保证关键原材料和能源的海外供给，支撑出口导向型增长。

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既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伴随着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大量土地租金的生产性积累。国有资本和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推动大规模投资，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提高所有企业的竞争效率。

在这一市场经济体制和积累体制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种投资率增速高、生产率增长快、以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据统计，在1952—201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和10.8%，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率提高导致工业品价格更加廉价。

自1952—2018年，整体经济的总支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7.1%和10%，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消费增长率。

1855-2018中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利润率

1960—1980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9.9%，大于高收入国家的27%，1981—2017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40.1%，与发达国家23.2%的比例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中国高于欧美的利润率是拉动中国资本积累率的关键。

而中国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更快增速和不断提升的收入份额，取决于中国的资本积累率高于发达国家。

经济的高积累率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导致经济形成了双顺差格局，即在国际收支中同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五、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积累体制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快速扩张，这一体制的崛起通过双顺差格局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长波下行期；

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利润率下降的推动下走向积累体制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

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寻求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提升分工的地位，这将加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海外关键金属和能源产地的竞争，对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竞争。

这些竞争从更根本的层面而言，意味着改变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剩余价值由中国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局面，进而重塑现行的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种价值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致剧烈的政治经济冲突，最终引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将动摇现行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向发达国家的劳动价值转移和剩余价值转移在这一格局中占据很高比例。

如果中国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现有中心国家需要放弃其从外围国家攫取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

从国际贸易体现的价值转移来看，2017年中国的出口提供的劳动量为9 100万单位，进口获得的劳动量为4 400万单位，净转出劳动量为4 700万单位，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净转出劳动量（1.84亿单位）的26%。

美国占有了这些全球净转出劳动量的1/3，其他高收入国家共占2/3。

如果中国从半外围国家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净转出劳动量的提供者，假如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类似，那么，中国需要获得的净转出劳动量，相当于现在除中国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净转出劳动量之和。

六、中国发展中积累的矛盾

2008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联合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

一方面，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改变了剩余价值率在2008年之前的上升趋势，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份额的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2008年后外需疲软，中国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拉动国内需求，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引致利润率进入下行阶段。

随着经济的利润率下降，首先，经济体内资本为了寻求盈利能力更高的投资机会，逐渐由实体经济进入金融投机领域，经济显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

2000年至2014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这些非生产性部门从经济中获得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上升至超过30%。

中国经济自2014年以来不仅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增速呈现出了缓慢的下滑趋势。

在出口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刺激，但我国大量非正规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基于之前的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结构导致了结构性的内需不足问题。

有学者很早就提醒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将面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

如果在利润率下降阶段不能通过新技术革命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从而实现积累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中国经济被拉入长波下行期的概率将提高。

七、应对百年变局的一些思考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水平虽然处于低水平，但却在各种修复机制的影响下长期保持稳定，这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的下降并非呈线性趋势。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资本主义采用了技术革命、金融化和空间修复等多种修复手段。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和调整能力，在其长期下降的历史阶段中，它也必然通过各种技术和金融等手段维持其利润率，逆转其长期下降的趋势。

2.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利润率的回升依然将有助于缓解发达资本主义的积累矛盾。

我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模式，意味着进入金融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寄生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资本积累。

如果我国在国际价值体系的分工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么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利润率回升也会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

3.借鉴发达国家黄金时代的历史经验，推动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同步增长。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其中关键在于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同步增长，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才能伴随着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反过来会促进大规模投资和技术革新，形成一个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正反馈过程。

4.为了维持长波上行期，在提高利润实现率的同时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忽视工资和利息率对利润率的负向影响这一教训。

美国政府在黄金年代期间实行的大规模刺激性政策一方面消除了大量失业，倾向于提高工资份额；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上涨提高了融资需求，产生了推动利息率上升的压力，这两方面都对企业利润率有负向影响。

为了避免刺激性政策降低企业利润率，政府需要同时控制价格和工资，使工资保持增长，但增速不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将利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通胀的上升和新一轮增长率的下降。

5.积极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以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不断扩张已有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并提升劳动生产率以降低资本产出比，力求在下一次长波上行期的开启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从根本上恢复国内利润率。

6.借鉴美国政府的技术创新经验，要以催生新科技、新产业和新市场为目标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摒弃投资的短视行为，从长远眼光评估政府的各种投资，确保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灵活的应变性和使命导向。

美国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大量公共资金投入极具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在创新周期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进行投资，成为因特网、生物技术、页岩气等先进技术产生的关键推手。

八、小结

1992-2022是风云激荡的三十年。

在1992-2008年之间崛起的一批人除了部分是幸运儿。

绝大部分是提前观察到了经济发展规律，提前发现了机会，并且坐上了时代列车。

每个经济周期的长度大约是45-60年，本轮经济周期下行期开始于2008年。

推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新能源和量子技术已经出现，预计距离下个经济上升期还需要10-15年左右。

目前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中国利润率过低的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

欧美利润率过低的产业则开始向中国转移，本轮利用的是技术红利。

而一些可以忍受高人工成本的制造业则开始向美国转移。

这是修复全球经济下行期利润率过低的一个办法